二

学校里有台12英寸的电视机，放在食堂管理员韩师傅的房子里。韩师傅是回族，在学校里也戴顶白号帽。胖胖的身材，胖胖的脸上一缝细眼，但这双眼睛似乎从来没有笑过。嗓门大，又喜欢喳喳唿唿的乱骂，带着许多俗语的恶骂，不管师生，都不太和他亲近。或许是因为我爷爷和他父亲有点交往的原因吧，对我有点友好。一次，我去买饭，是韩师傅掌勺，他问了我爷爷的情况后，给我碗里  多舀了一勺菜，但看到得依旧是那张略黄的严肃的脸。

学生从食堂窗口买饭后，就端到宿舍里去吃。每逢雨雪天或是天气寒冷时，韩师傅就叫我到食堂隔壁的他的宿舍里去吃。这是一种莫大的殊荣，可以看电视，可以坐在烧了煤的铁炉旁就着腌菜吃。腌菜是不可多得的美味， “黑匣子里电影”的精彩更是前无古人的享受。

回到家里，我会给同龄人们说学校里的新鲜事。他们既想像不出腌菜的美妙，也理解不了“黑匣子里电影”的希奇，一连串的发问之后，就乞求我带他们去。因为要上学，就只有等到寒假。寒假中，食堂里的两位师傅要值班，学校里也没有多少人，是个比较合适的机会。第一次去的那晚，李本加从家里带了一瓶牛奶，他说他母亲非让他拿上不可——藏人不能空手上一个陌生人的家。我解释说我们要去的地方不是韩师傅的家，而是他吃饭和睡觉的地方。李本加用一种不容质疑的口吻说：“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就是家！”

一九八0年代的夜，比现在多一些近村此起彼伏的犬吠鸡鸣，多一些山顶凄厉可怖的狐啼狼嚎，多一些夜行人壮胆抒怀的低歌，但那份静谧是实实在在的。我们通过一瓶瓶的牛奶，通过“黑匣子电影”一点一滴地发现了一个与我们的生活不同的世界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们开始把电视中看到的和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对比，讨论格萨尔和霍元甲谁的功夫高，因为邻村编排的藏戏《霍岭大战》里，格萨尔去杀白帐王，如果没有珠姆王妃在白帐王脚下倒黑豌豆，格萨尔就赢不了。我加了一句：“格萨尔说话要唱歌，我连半句都听不懂，我觉得他不是藏族人。”

“胡说，格萨尔是我们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……我听得懂，也会唱”，央本对我向来是言听计从的，这次却有点反常。他一边从怀里掏出“尔佳”，一边唱道：

我要一报杀我长兄仇,

二雪抢走妻子耻,

三雪毁我岭国恨,

定除仇敌白帐王……

我也听懂了，何况央本都会唱，那就一定是藏语了。

寒假过得很快，早上不要赶学校，所以即使韩师傅每晚10点半准时把我们轰出房间，我们也不急着回家。我们从农田地头、树林围子上扒下防护用的干黑刺枝，甚至从路边人家的草房里抱来麦草，找一处背风的地方生起篝火。李本加穿一件黑条绒毡袍，还带着一顶大棉帽，严严实实的。最不讲究的还是央本，没见他穿过棉衣，经常很晚才出来，不戴帽子，长长短短加好几件单衣（是哥弟睡后偷穿的），系条腰带。李本加会把帽子借给央本，自己则把脑袋缩进毡袍怀里。

他们俩已经会唱拉伊了，我还是听不大懂。我们围坐在篝火边，一个个小脸蛋红扑扑的，索南次仁就一句一句地说给我听：

布谷鸣唱在印度檀枝上

深山老林里我也能听到

听后心中涌起无限惆怅

思念的悲苦诉于红崖听

山崖动情把头摇

摇下酸果满山坡

他们一首又一首地对唱着，有男女角色。我不懂这种思念，也不懂什么是悲苦，和央本他们一起就快乐。但央本似乎很明白这些事，他说他经常把又大又干的牛粪收拾一起，拉毛上山就不需要漫山遍野跑。说到拉毛，大家比唱拉伊还要兴奋，玩笑逐渐升级，最后演变成没有特定对象的激烈的争吵。索南次仁说：“吵什么吵，前天下午，央本用野兔从货郎手里换了纱巾，我见了，肯定送给拉毛了。”虽然大家对索南次仁半信半疑，但一想到美味的野兔变成了薄薄的连风也挡不住的纱巾，并且纱巾有可能被美丽的拉毛揣在怀里时，都义愤不已。我好久没吃到野味了，自然也生气，就低着头一言不发。最后决定，央本必须在三天之内向同龄人交两只野兔，否则不让他合伙。央本近乎绝望地说：“如果我拿野兔换了纱巾，我就喝了阿爸的血，吃了阿妈的肉。饶了我吧，今年来了很多甘肃的放鹰客，连个兔毛也见不到啊。”

既然发了毒誓，我们只有相信。野兔是不要了，但必须抓三只公莫（嘎拉鸡）给我们。

当我们把公莫架在火堆上“咝咝”作响，香气像空气中隐形的虫子一样钻进鼻子，快要钻入心肺时，央本说：“我们不能再象小孩垒灶台般过了，都快十四岁的男子汉了，还没有真正和女孩们对歌，村里的大哥哥们开始笑话我们了。男子汉们，我已经和拉毛几个女的商量了，只要找到合适的地点，她们答应对唱。” 我不假思索地说：“褡裢沟好啊，有宽敞又暖和，点多大的篝火别人也发现不了。”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，索南才让说：“我们不是流浪狗，老是找墙角旮旯打发时光，会惹笑话。一般的空房不行，要有电灯，能烧水。”我又问：“大家都要睡在那里吗？”大家又笑，可能他们也不清楚，但用一付全知全觉的口吻说我是“学生巴，除了识几个破字，什么也不懂”。

凭空想象一朵冷艳之花

暗夜中有一道金属光芒

是婴孩的眼睛睁大
是情人的唇印在良心上疼痛
如在阴暗而忧郁的土壤中挣扎

仙子御风飘飘莅临
蛇精含笑轻音袅袅

我引颈而立

如一只守护地宝的顺良藏獒

一声吼竟失了昔日的孤傲

那朵想象之花水嫩饱满

独自开谢光彩一景

萧瀚

2007年12月23日，我在自己的新浪博客追遠堂发表了《逃课是自由的象征》，阐述了为什么应当允许大学生逃课。不意，这篇文字遭到很多误解和曲解，原因何在？原因在于还有许多人所理解的自由含义以及大学教育的功能和特征，与我所理解的有很大差异。

看来有必要再费点笔墨谈这个问题。

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自由。一个最简单的解释，自由就是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前提下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，并且承受因此而来的后果。毛泽东先生那篇《反对自由主义》的雄文，将自由看成是毫无约束的放纵，这在中国数十年的历史中一直占据了主要舞台，至今依然影响很大。我要说毛先生对自由主义的这种理解是错误的，是今天的我们探讨自由——何为自由——时必须摒弃的观念，否则，我们就无法理解《宪法》所承认的公民各类自由和权利。也无法与国际对话，如果你用毛先生的自由概念去和西方人交流，如何能理解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论呢？（言论自由、信仰自由、免于恐惧、免于匮乏的自由）

我曾多次强调，大学生是成年人，教师只有建议权，没有监护权，这是宪法和法律保护作为公民的大学生的基本权利，任何一个教师无论用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可以破坏，不可以侵犯大学生的学习选择权。

这一学习权就包括了听课的权利和不听课的权利。以伯林先生对两种自由的区分，即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，前者是做什么的自由，后者是不做什么的自由，从大学教育的目标来看，听课是积极自由，逃课是消极自由。如果消极自由更代表自由的本质可以获得共识，那么我说逃课是自由的象征，在大学语境下，就没错。

有人一定有疑惑，会说要是允许大学生逃课，那学生不好学怎么办？大学不是育婴堂，大学是成年人学习的地方，是成年人就得懂得自律。教师只要认真授课，严格按照职业要求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同时关心学生的心灵成长，宽容但不纵容，愛护但不溺爱，以自己较高的师范去影响学生，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这才是教师该做的，如果一个教师的人格在学生那里已是一文不值，他的教育能起作用吗？这个时候任何强制学生学习的做法都不能收到效果。甚至会出现逆反心理导致的反面效果，学生因为讨厌某个教师，而连带着讨厌他上的这门课，这种课要是被逼着上，学生岂不是活受罪。教师们如果不能反思自己，即使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也应该允许学生逃课——如果学生真不愿意上。

还有人会说，那么有些课的老师上得很好，学生还是不愿意听课，他要逃课也该允许吗？我的答案是，该允许。因为课上得好不好，虽然有一些客观标准，但还有一部分纯属主观评价，因此，很多人觉得这课上得好，但就是有人觉得不好，哪怕别人听得多么津津有味，对他而言还是如受刑般难受，那为什么要逼他听课？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即使老师上课上得很好，有人还是不愿意听。我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时候，课基本上都逃掉了，就是朱苏力教授上得这么好，我也只上过一节课，后来再没去过（不过进北大前倒听过他一些课，也很喜欢）。

有人一定会说，那样的话，逃课学生的损失太大了，你这种论调太不负责任。我说过，教师的责任不是逼着学生上课，而是认真备课，认真上课，认真与学生切磋学问。教师对学生没有权力，只有职责。以前的所谓“师者，所谓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”，于现代教育而言，是一种错误论调，因为它是居高临下的，与建立在师生人格平等基础上的现代教育理念相悖。教师正确的做法，就是与学生之间，在互相尊重基础上基于交流的论道、传播知识、增进各自的人格，

是的，我的观点看起来很极端：就是毫无理由的逃课，教师也要容忍。为什么？我再说一遍，大学生是成年人，他们不听课，由他们自己去承担后果。因为不听课而没有学到知识，结课的时候，这个问题自然会显露出来，那就按照他的学业效果公正地给他成绩好了，这就是尊重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。当年，我选朱苏力教授的课，只听了一堂课，但这课程的成绩，他却给了我很高的92分，为什么，我并没有因为逃课就不学习，如果不学习，交不出像样的作业，那就得承受低分甚至不及格的后果。一个有自律能力的人，如果觉得这课本身很重要，他自然会去学习，如果觉得这课不重要（大学里这样的垃圾课还少吗？），他就对付一下，这是他的自由。如果有些课本身挺重要，学生没好好学，那在他承担这后果之后，他会意识到应该好好学习。如果挂科很多，到一定程度，这学生就得退学，这依然得由学生自己承担后果。如果学生暂时不想念大学，那也得由他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其他人，无论老师、父母，只能是给他建议，而不是逼迫。当然，这些建议和批评也都应该在事情尚未发展到很严重的时候，就尽早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另外，学生们在出了校门之后发现，大量的课程在现实工作与生活中都是屠龙术，学得好不好根本不重要。如果某些课程确实很重要，但在校期间没好好学，工作以后才发现很重要，那他们就是重新去学习，也与在学校期间被逼着学的效果完全不一样。后者有效率，而前者只能消磨人的精神。总之，一句话，大学生们，他们的一切学习性行为最终都要自己去买单，没有人能为他们买单。教师们与其把时间花在无聊的强行逼迫上，远不如敬业正己，给学生树立榜样来得有效。并且在适当的时候，具体接触，给学生以真实、细节的心理关怀。

无法感召学生努力向学、向往高尚人格的教师，最多还能算个普通教师；自己无能，却要逼迫学生学习的教师，那就只能算个气急败坏、不及格的教师了。再说，这种不尊重人的逼迫行为到底真的是为了学生好，还是为了自己的面子，只有教师们自己心中清楚。说实在的，我不太相信一个不能认真对待上课的教师，居然能对学生负责任。不过，有些教师确实很认真负责任地备课、上课，同时也强行逼迫学生听自己的课，这样的教师可能也不少，对于这些教师，我以为他们应该好好地学习宪法，学习教育心理学，不懂基本人权，不懂教育心理的人，建议不要从事教师职业，干点别的什么都好，只要不是教育。

事实上，大学在培养人方面真正的贡献，恰恰不是多少知识性的传授，而是让学生开阔视野——不但是知识的，也是人格的。大学是一个以自学以及培养自学能力的地方，不能再是打开脑颅灌水的地方。一个好教师，不是好在他能管住多少人表面假学习，而是好在他有一种敬业精神感染学生，激发学生的想象力、求知欲，激发学生对一切高贵人格的向往，从而获得终生受益的自我教育能力。大学只有四年，加上硕博连读最多也就十年，如果打开脑颅灌水，那也就是十年，而从教育心理学上看，这十年的灌输可能起到的作用最多只是被动的接受，一旦形成这样的定式，这个人就被成功地培养成奴隶或奴才了。而一个好老师可以通过自身的懿范，感召学生一生都处于主动地充满活力的，不断更新式的学习过程中，这样才能成长为自由人，而不是奴隶或奴才。人和人的本质性差别很小，优秀和平庸只有在一点上有差别，就是有没有自我教育的能力。一个人有自我教育能力，会越来越优秀，而且必然会是一个充实、幸福、心中充满阳光的人，没有自我教育能力者就只能是一个各方面都平庸、难以获得幸福的人，这里没有任何玄妙的道理。

还有一种反对我的观点看起来会很有道理，这种观点说，你的想法和提法从教育学角度讲完全正确，但是中国的大学生都是从错误的中小学教育模式中长大的，学生们尚未懂得什么是自由，还没有自律能力、自我负责能力，所以你的教育理念一旦实行，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。

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。我们不能因为中小学教育中没有培养孩子们的独立人格，就认为只能在大学继续下去。按照我的教育理念——这只是正常的大学教育理念中的常识，或许在最初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混乱，但我说过，这必须由教师付出更多的精力，去感召学生，因此，只要是将学生放在教育的核心地位，那么就要多尊重学生作为成人的感受，而教师则更多地从职责和义务方面做好。从奴隶到自由人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如果大学都不能开始培养自由人，那这个国家和民族还有什么希望。因此，再艰难，也得咬着牙走上这一荆棘遍野却阳光普照的大道。

所有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，逃几堂课算得了什么？难道一个人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，像关押在铁笼中一样的生活，还要延续到大学吗？

如果苛刻一点讲，从制度角度看待，中国的教育，至少在大学教育之前的教育，那根本不能算是教育，最多只能算是豢养动物。还是从制度意义上说，大学之前的学校，是扼杀孩子们天性，扼杀孩子们创造力，扼杀孩子们想象力，扼杀人格，几乎是扼杀一切美好品格、主动学习能力的地方。只有那些神经顽强、家教不错的孩子们才能逃过那一道道关卡，也只有那些对学生存有愛心和有社会良知的教师们努力，以及近年来一些地方教材改革之后，才不至于让这种错误的教育模式全面得逞。没错，学校教会了孩子们认字、某些知识，但人不是机器，不是只要认得几个字就算有文化了，也不是掌握了几个数学、物理公式就算有知识了，试问那么多的谎言教育是把人培养成正直的人还是虚伪的人？没有哪一种力量有权把人不当人来培养！

然而，不幸的是，大学之前的教育模式也深刻地影响着大学——甚至可以说，制定教育政策者并没有在观念上区分过大学和中小学，于他们而言，大学无非是大一点的中小学而已。宏观的大学行政管理如此，微观的具体教育方式也常常如此。许多家长还是把大学生子女当作小孩子，当成必须听从自己的“精神奴隶”，许多教师也这样想、这样做，美其名曰“为你好！”，于是才会有所谓要求教师“管”学生的家长，也才会有靠摆架子、树威风“管”学生的教师。这里的“管”不是正常的管理，而是束缚，学生必须听话，不管这话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，不允许学生保留正当的自由和权利。不客气的说，这些家长、教师，当家长不及格，当大学教师也不及格，自己当惯了奴隶或奴才，就不允许自己的孩子、学生做自由人。不过，如耶稣所言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这也应了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的名言：“愚昧是习得的，不是天生的。”这在中国，很清楚，就是错误的教育制度造成的。

好在现在的大学生最小的都已经85后，别忘了，他们是在看米老鼠、看好莱坞大片中成长的，他们的权利意识、自由意识是许多家长和教师不懂不问的，而这恰恰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尚有希望的表征。在这个转型时代，许多新知识、新学问的发生，勤奋好学的人稍慢一拍都会跟不上，更何况那些懒于精神活动、平时没有读书思考习惯的人们——至少这些人得明白指责很容易，但负责任的批评很难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大量问题，不是年轻人该向年长的人学习，而应该是年长的人向年轻人学习，不然，就会落入“老朽”、“老迈”甚至“老而不死曰贼”的尴尬境地。

世界教育学的发展表明，自从卢梭之后，教育的重心已经从施教者移到受教者，那种不管受教者需要什么只管施教者认为应该教什么的教育模式，被认为是不人道的。教育学早已达成下述基本共识，真正好的教育头一件事就是要尊重受教者，施教者要能够对受教者将心比心、设身处地，只有这样的尊重前提下，施教者才有资格建议受教者学什么以及怎么学。

如今，我们必须打破所有野蛮的不把人当人的教育方式，让愚昧不要再延续下去。

为此，我要再重申一遍：

逃课是自由的象征！

请尊重大学生的上课选择权！

2008年2月8日於追遠堂

萧瀚

进大学“毁”人不倦已有四年，我没有点名习惯，盖因自己就是个逃课大王，所以觉得自己大约没有点名的资格。

我倒也并非从来不点名，我记性实在太差——我的记忆力主要用来记笑话以及和孩子们交往的快乐，其他一概记不住——当然要是有个爱人，也会记得她。这记性差得使劲背三天，也不见得记得住人名，所以有时点名完全是为了认识同学，于丹教授的学生说于丹教授能叫得出她教过的所有学生的名字，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于丹教授真是令人佩服，尽管对她解读的论语，我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。

我如果点名，每次都是信誓旦旦地告诉同学们，那是为了认识他们，生怕他们误会，有同学心里一定会嘀咕：谁知道真假？人不来听你的课，你真的没有一点不快？说实在的，我真的没有一点不快，反倒是有点替他/她遗憾，因为相比而言，与学校里大部分场所比，我想，我的课堂至少还是个比较快乐的地方。

不过，人都有虚荣心，教师的虚荣心往往还比一般人更强烈——如果伊想成为一个好教师的话。所以，听课人数的多少有时确实会影响教师的上课情绪，不过，即使听课人数再少，一个有尊严的教师是不会用点名去强迫人来听课的。《围城》里说方鸿渐刚刚去三闾大学当副教授的时候，也不点名，后来学生越来越少，他就又忍不住想点名，但最后还是忍住了不点，不过，说实话，我的心理素质比方鸿渐好多了，课堂人数再少，我也不会想着要点名。

教师这种不点名的自尊，不仅仅是自尊，伊不点名也是尊重学生的选择自由。因为大学生是成年人，不是小学生，小学生可能需要一定意义上的管束，但是大学生主要依靠自觉，只有那些不懂得自尊，也不懂得基本教育理念的教师才会热衷于课堂点名，在我眼里所有热衷于课堂点名，以保持听课人数的大学教师，都是不懂最基本教育理念的。北大即使有千般不好，但有一点可能是其他许多大学做梦也没有的自由，我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时候，除了那个现在曝得大名的巩献田教授酷爱点名，其他老师，我真不记得谁是要点名的。

有回上课，我发现，今天课堂爆满，于是心里窃喜，以为学生们很自由地热爱我的课了，到第二周，我才晓得原来他们是被学校逼着来上课的，说是擅自不来听课，便要如何如何，大约是后果不堪设想之类的意思，因为这几天校方的婆婆要检查媳妇儿的作业。后来校方还给了一份学生名单，说是要老师点名。我跟同学们说，“我不会点名的，我丢不起这脸，如果自己讲不好课，还要逼人听课，这岂不是双重不人道？没人听我的课，我固然伤心，可我的课要是都得动用权力才有人听，那我就更加伤心。我不尊重你们，就是没有自尊——逃课是你们的自由，如果点名是为了保证听课人数，那我就没有点名的权力，因为我没有逼人听课的权利。”

我甚至怂恿学生，建议他们只要觉得自己不想听我的课，就不必来，时间宝贵，浪费不起，如果当年我在北大不逃课，我怎么能比别人有更多看书的时间呢？

大学本应该是个培养健康、自由、高贵心灵的地方，可是，目前的中国，还有太多的制度因素、环境因素、人为的因素，坚决地要把大学办成中学，甚至小学。

大学——我刚前天讲课时候说的——就是学习所有伟大精神的地方，不然何以叫大学，又有什么资格称大学？为了保证听课人数的课堂点名，这么猥琐的行为，我以为离伟大很遥远，虽然不点名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更谈不上伟大，它只是一个大学教师应有的最基本的自尊和对学生——作为成年人的学生的人格尊重，是大学教育伦理的底线，它于我就是个戒律。

因为，逃课是自由的象征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7年12月23日於追遠堂

  今早上班有点迟了，到办公室时已经过9点了。 和同事打过招呼，刚打开电脑，就感觉到办公桌微微颤动，仿佛心跳厉害时趴在床上的感觉，抬头看到日光灯轻轻摇晃。“地震了”，我对自己的冷静和沉着有点吃惊。同事的表现更加让我吃惊，他们几乎没有中断闲聊，只是有个女的嘟囔了一句：“今年地震怎么这么多。”

   接着便收到电信制定的一则每日新报：今日9点25分左右青海省海西州发生地震，西宁德等地有震感。

  又一则消息详细多了：国家地震台网测定，今9时22分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东南方向发生6.3级地震，震源深度十公里。

  那里好像是无人区，稍稍有点欣慰。但青海西部的地理环境异常脆弱，今年就遭受了几次大的地震，不知对生态的破坏有多深？一种揪心的疼痛又涌上心头   

阿顿.华多太以《法制文萃报》的一片配图文章为据，想当然地披露了吴甲才《误将现代藏文视为初始文字符号的荒谬论述》后，又被朱瑞呐喊《中国学者将现代藏文说成是中华古文字》，接着刘东梅棒喝《宇宙大谎话》，藏人文化网有点热闹起来了。或是有些积郁已久的怨气吧，不少人籍此啪嗒啪嗒狠狠吐了一阵恶气。读一些人的留言，他们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论证，恨不得仗剑而行荡尽天下庸人昏事之正气，一些恶骂彰显着酣畅淋漓而目悦耳顺。

不觉然，自己的一些牢骚语也了无踪影。生活有一些混帐事，但毕竟是美好的。

妻舅姥爷有言：“人都不可信了，你还相信报纸？”有时候，没文化离真理最近。最近几年我就将这句奉为处事指南，尽力避免人云亦云，避免指东走到东，倒也少了很多麻烦。从此，小嘴微闭，软手轻放，少说少写，寻了些安稳日子。

     时下中国传媒的乱相，已经不是我等说得完的，恐怕格萨尔说唱艺人也难尽其详。说到这里，提醒大家一句，像《法制文萃报》之类上下不着的玩意，旅途消遣或是作为茶后谈资，说说笑笑，浅尝辄止，不深里探究，倒也混一天斜阳西山，落一个心舒体坦。偶尔，内急时又无处觅手纸，卷一叠凑合，都未尝不可。但拿到桌面上，一板一眼，板起面孔探瑕求疵，就有点不好了。这好像拿了一台假的验钞器去验币，验对验错都是个笑话。

阿顿.华多太是我的朋友，是个有激情的青年学者，热情、赤诚、血性，对藏文化有种狂热的信仰。意气之下，难免失之谨慎。他错了，我一样敬服他的学识和品格。但对跟着起哄的人，恕我难以同等待之，但我是不屑于恶骂的。

    吴甲才没有错！诸君要开骂，请把矛头对准《法制文萃报》，不然泼妇上街大折腾，过错还要揽自己身上。真正应该负责的是《法制文萃报》，张冠李戴，配错了图！披着一件法制的外衣，大行不法之事，我甚至怀疑其转载的合法性，却不抱一点论理的愿望。避而远之，避而远之！

吴甲才考证文字的原文，应该是出自2008年9月21日《内蒙古日报》第七版。这里有个连接，共各位有兴趣的过过法眼： http://cache.baidu.com/c?m=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579f360e54f73f6197964f2383d60984642c101b7bbfe472624019898323391caf4b5ee0e7360435083db79bd5d91781fdc574699f2040731a874315d60eafbc1c639e34d507a9f916f0cb8725e4aec5d2af4323bb44737f97808b4d7113&p=9a66c54adcaf10fd0be2932648&user=baidu

在海南目击不明飞行物

( 这是放大了的照片，绝对不是飞机）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 10月27日下午，我们结束了海口的行程，要乘船前往南宁。虽是四人一间，但船舱里还是异常闷热。有船员过来说：“要调到一等舱跟我来，有空调。”大家一涌而出，跟着出去看舱铺。拥挤的过道中人声喧杂，空气中有一种粘糊糊甜腻腻的气味，我闻不惯的，便卷起一本杂志，索性走到甲板上吹海风。

“到夜里，很凉的，用不着换舱。”近旁有几个人在看风景，其中一个穿蓝色连衣裙的女人说。我抬头时正好与她对视，我就礼节性的点头笑了一下，但她转过脸去，并不理会。在旅途中，尤其是在陌生的地方，你会遇到一些人，始终明确着自己的空间，不过分探究外在的世界，也不允许外界轻易探入，哪怕是极其友好的探入。而我不是，所以我会莫名地对陌生人微笑。

夕阳斜斜的洒过来，海面波纹上闪着古铜的光芒。

甲板上的人也多了起来，南腔北调汇集在小小的空间里，又划分出不同的小圈子。人们自觉地留出船头三角的位置，逆光合影留念。右侧码头上有三架高高的吊车，间隔一定的距离排在岸边，静穆而伟岸。我和朋友从不同角度取景，给同行的人们拍照。或许是我的技术略高一筹，找我的比较多，直到电池用完。

海风爽爽，人们开始回船舱。我突然发现天空中有一束光在悄无声息地移动，马上喊朋友回来，用他的韦林巴斯抢拍下这个不明飞行物。

接下来的几天还是追山逐水的玩，再也没有去理会这些照片。今日得闲，上网搜索后才获悉，九月至十月，在海口两次出现带尾巴的不明飞行物，加上这次，是个吉祥的数字。

还是看图吧。请感谢佛祖垂怜！

        码头晚霞

吊车

不明飞行物

约一分钟后的不明飞行

     “甲玛”在供斋的施主到来之前，已经早早把火点燃，按施主供养的比例添水烧热。灶台左侧角落的墙壁上有个佛龛，施主的同乡喇嘛会来帮忙，先是盘腿坐在佛龛前的地面上，齐声诵经祈祷。然后根据“甲玛”的示意把酥油等料，一一倒入大锅中，因为俗家人是不能上灶台的，只好劳顿他们了。

       灶火熊熊，热浪袭人。当你看到灶洞里只有一两根挂档杆般粗细的木柴时，惊讶会像网页上的商业广告一样上蹦出来，你会仔细观察这个历尽300年风雨凉热的神奇灶台。它是科学的，但对它所有的解释都显得牵强，没有图纸，没有数据，没有建材分析，只有一个神奇的构造，这是一个传奇。

       灶的传奇，同样配备了一个锅的传奇。

      煮斋饭的铜锅相距4米多，有一口大铁锅，这锅的奇特之处在于它是好多片铁板相连而成的，接口处有葡萄般大小的铁铆钉。据说这是从印度用牦牛驮过来的，到达拉卜楞后，随同而来的技术员和本地的铁匠忙活了半个月，组装不了。央增（音译）活佛听说后，接手组装，很快完成了。

       好了，看图吧。

同乡僧人们诵经祈祷

切酥油入锅

准备下米

从印度用牦牛驮来的大铁锅

（做一个佛法僧三宝的供养人，是黑头藏民最大的幸福）

   这多情很快让我隐隐的痛。巷道还是那样狭窄，桥下还是那样肮脏，城是以前的旧城，只是穿上了一层新衣，而新衣又是那样的低劣。以桥为界，向南是拉卜楞寺。

   寺院也是以前的那个样子，除了新建的马头明王殿和一些僧舍，基本没有变化。但这不变，却深深地安慰了我。

   是的，变和不变是不能绝对地界定成好和坏。

转经的老人

转白塔的人

转经路上的白鸽